那是一件白衬衣，确切地说，是一块从我身上撕下来的白布。
1941年的冬天冷得像要把人的骨头缝都冻裂，我手里攥着一支红蓝铅笔，在那块布上疯狂地画着——红的是鬼子，蓝的是我们。
没有作战地图，没有像样的纸张，甚至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。
那时候我就在想，要是这仗打输了，这块布大概就是我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念想。
但这念头只闪了一秒，因为粟裕师长的命令还在我耳边炸着响：“严振衡，咬住他们！死也要把这帮鬼子钉在双灰山！”
你敢信吗？
那时候我才是个连级干部，站在我旁边的是老红军李贵臣，那是副营职的前辈。
可粟师长偏偏点将让我指挥。
我当时心里那个虚啊，跟师长说：“我给李副营长打下手行不行？”
粟裕那人，平时看着温文尔雅，关键时刻那是真幽默，他笑着回我一句：“行啊，但打不好我还是找你算账！”
这话听着像是玩笑，可那分量，比背上两挺马克沁机枪还沉。
说回那天的鬼子，那是真狡猾。
那是12月7日，稍微懂点历史的都知道，这天太平洋那边珍珠港正冒烟呢，但这边的南浦旅团也没闲着。
他们那是搞“静悄悄的进村”，趁着毛毛雨天不亮就摸上来了。
目标很明确：一师师部，丰利。
我们手头有多少人？
特务营一个多连。
对面呢？
鬼子加伪军两千多号人。
这账怎么算都是亏本买卖。
但打仗这事儿，从来不是做数学题。
我带着人狂奔到双灰山，那地方地形绝了，房前一条十几米宽的小河，河边一排杨柳。
大冬天的，河水刺骨，没桥没船。
这就是老天爷赏饭吃，这条河就是我们的护城河。
战斗大概是上午十点打响的。
鬼子也是急眼了，机枪掩护着就要强渡。
我们这边呢？
弹药金贵得跟命一样，我告诉弟兄们：“别急，等他们下水了再打。”
你想想那场面，鬼子刚跳进冰河里，还没扑腾两下，我们的手榴弹和机枪就招呼上去了。
那水花炸起来混着血水，鬼哭狼嚎的。
这帮家伙也是人，也怕冷，几次冲锋被打退后，就缩在田埂后面不敢动了。
这时候最有意思的一幕来了。
粟师长不放心，派了作战科的钮参谋来问情况。
我当时正杀红了眼，哪有空写报告？
顺手就把那块画满红蓝铅笔印的“衬衣地图”塞给了他：“拿去给首长看！只要我活着，鬼子就过不来！”
其实这仗打得不仅是狠，更是巧。
这就是粟裕的高明之处——“示弱于敌，围魏救赵”。
我们在这边死扛，陶勇旅长的三旅八团正在拼命往鬼子屁股后面插。
到了下午四点，转折点来了。
南边突然枪声大作，陶勇的部队到了！
刚才还气势汹汹的鬼子瞬间就崩了。
你见过“皇军”逃命的样子吗？
那真是狼狈得让人想笑。
稻田里全是泥水，鬼子跑不动，把那身看起来挺威风的黄呢子大衣、皮靴全扔了，光着脚丫子在烂泥里在那爬。
咱们的战士那是痛打落水狗，追着屁股后面打。
有个叫松野觉的鬼子兵，被抓的时候跪在那儿，手举得高高的，浑身冻得像根冰棍，站都站不起来。
还有一个叫林芝七的伪军中队长，这哥们儿更有意思，化妆成老百姓跑回掘港，结果觉得自己“没脸见人”，爬上房顶自杀了。
你说这心理素质，当什么汉奸呢？
这一仗，我们歼灭了日伪军两千一百多人。
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保住了师部，保住了苏中的“大脑”。
现在回头看，那时候的战术真的很有讲究。
粟裕师长不是那种只知道硬碰硬的莽夫。
他知道苏中这块地方，全是水网，没山没险，怎么守？
就得靠“棋盘战术”。
鬼子想把据点连成线、织成网，我们就把他们的网给撕烂。
我们不光打仗，还在丰利搞建设，发自己的货币，搞“二五减息”。
那时候我们明白一个道理：手里有枪只能保命，手里有政权、有民心，那才能生根。
后来南浦襄吉那个老鬼子不服气，亲自带队又来了五次丰利。
结果呢？
我们早就转移了。
他们占了一座空城，付出了八千多人的伤亡代价，最后还得灰溜溜地撤走。
这就是游击战的精髓：你打你的原子弹，我打我的手榴弹；你占你的城市，我钻我的青纱帐。
那场战斗过去八十多年了。
现在的双灰山可能早就变了样，那条小河或许也干了。
但每次想到那天，我都能闻到那股混合着硝烟、烂泥和血腥味儿的冷空气。
有时候我就在想，咱们现在的人，遇到点职场压力、生活挫折就喊着“emo”了。
要是把你扔到1941年的那个冰河边，手里只有几发子弹，对面是武装到牙齿的精锐师团，你会怎么办？
是吓得尿裤子，还是像我们当年那样，撕下衣角画地图，咬碎了牙也得顶上去？
历史这东西，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文字，它是热乎乎的血肉。
那块白衬衣地图虽然没留下来，但那股子“不服输、不怕死”的劲儿，是不是该在咱们的骨子里留点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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