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3年3月20日，宋教仁受袁世凯邀请，从上海前往北京，国民党大佬黄兴、陈其美前往火车站送行。就在检票口处，一声枪响划破平静，杀手一枪击中宋教仁腹部。宋教仁随即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实盘配资，终因伤势过重，于3月23日不幸离世。
这起案件的侦破速度并不算慢，遇刺三天后，巡捕从一位古董商人处获得线索，顺利逮捕了上海青帮头目应桂馨，并在其家中抓获了行凶刺客武士英。
与此同时，警方还搜出大量电报，这些电报主要发送给两人：一是洪述祖，二是黄兴。发给黄兴的电报并无特殊内容，多为协助打理财务相关事宜；而发给洪述祖的电报，内容则全部与暗杀宋教仁有关。
先向大家介绍洪述祖的身份——他当时担任内阁总理赵秉钧的秘书，而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核心心腹。由此可见，武士英和应桂馨作为刺杀行动的执行者，身份基本可以确定。但真正的幕后黑手，却有四位嫌疑人，分别是洪述祖、赵秉钧、袁世凯，以及一位国民党内部人士。这位我们留到后面详细说明。
第一位嫌疑人，也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位——袁世凯。认为袁世凯是主谋的，大多是国民党成员。比如3月26日，孙中山会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永吉明时就曾表示：“宋教仁暗杀事件事颇重大，原以大总统之高位，竟用此种卑劣之手段，实所不能容忍。”
国民党给出的理由也很直接：应桂馨、洪述祖与宋教仁无冤无仇，没有理由平白无故对他痛下杀手，背后必然有袁世凯和赵秉钧在暗中指使。而袁世凯的动机，就是反对政党内阁——宋教仁是主张政党内阁最坚定、最有力的人，一旦宋教仁当选总理，袁世凯的权力就会被大幅削弱，因此他才会痛下杀手。
这番说法乍一听合情合理，但终究只是推论，是否有实际证据支撑呢？还真有一封关键电报，由洪述祖发给应桂馨，其中一句写道：“面呈总统阅后，瑟坡起既有把握，希望进行。”通俗来说就是：我已将计划呈交袁世凯总统审阅，总统表示认可，若你有把握，便可放手实施。
但这里有个关键误区——这个计划，根本不是暗杀计划！我们找到了2月份应桂馨给国务院发的电报，里面写得很清楚：“已向日本购孙、黄、宋烈士（此处应为笔误，实为宋教仁）照片集，印10万册，从横滨发行，需发行费用30万。”
这30万经费，正是解开这起悬案的关键。结合两封电报的内容不难看出：应桂馨从日本购置了宋教仁的负面材料，计划印制成小册子广泛发行，以此败坏宋教仁的名声。
洪述祖得知该计划后，随即向袁世凯汇报，袁世凯表示“你有把握便放手去做”。至于这30万经费，电报中也明确约定：“将宋聘案情及赵淑芝提票时寄来”，意思是：想要获得经费，需先将相关负面材料送来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再行拨款。
由此可见，袁世凯确实有加害宋教仁的意图，但这种“加害”仅限于造谣陷害，而非直接谋害。而且从动机来看，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——宋教仁遇刺前一周，曾对记者明确表示：“袁总统誉为正式总统，余甚佩服，此次正式总统非举袁世凯不可。”显然，宋教仁是支持袁世凯当选总统的，袁世凯又何必对一个支持自己的人痛下杀手？大概率是不会的。
第二位嫌疑人，是当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。怀疑他的理由主要有两点：第一，洪述祖和应桂馨来往的电报均采用加密形式，而加密所用的密码本，是国务院专属的，并且是赵秉钧亲自交给应桂馨的。国民党大佬戴季陶就曾表示：“国务院之公事，当以公文附送，用密码本，必是密谋。”而这种密谋之事，除了暗杀，无非就是暗中搞破坏。
第二，洪述祖身为赵秉钧的秘书，闹出如此重大的事端，赵秉钧怎会一无所知？此外，赵秉钧也有明确的动机：宋教仁作为国民党党魁，若参与总理选举，大概率会成功当选，届时赵秉钧将被取代，为保住自身总理之位，他确实有策划暗杀的可能。
这番怀疑看似合理，实则存在诸多漏洞。首先，应桂馨当时身为政府特派人员，在那个时期，各省的特派人员均配有国务院专属密码本，并非赵秉钧特意为他配备，此事并无特殊之处。其次，洪述祖与赵秉钧的关系，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般密切。
洪述祖曾参与撰写清朝退位诏书，一直以革命元勋自居，自视才华出众，认为仅担任秘书一职屈才，因此经常敷衍工作、消极怠工。赵秉钧出身军人，性格耿直，十分看不惯他这副自命不凡的模样。
更关键的是，洪述祖还有个恶习，总爱打着赵秉钧的旗号招摇撞骗，《民国日报》就曾记载，他“伪传赵总长之面谕，在西蒙荣次长处拨弄是非”。久而久之，赵秉钧对他愈发厌烦，洪述祖此后遇事也直接向袁世凯汇报，不再向赵秉钧请示。
再谈及动机，赵秉钧当时的总理之位本就是临时任职，换届选举后本就会重新任免，即便没有宋教仁，他也很难连任。
而且刺宋案爆发后，赵秉钧立刻主动请辞，袁世凯曾劝他：“临时政府已无多人，不能再更动，你干完这几天再走。”但赵秉钧态度坚决，执意辞职，甚至表示“迫请总统即日下命令准许辞职”。若他真的为保住总理之位而策划暗杀，又何必如此急于辞职？
第三位嫌疑人，来自国民党内部——陈其美。
当时《亚细亚日报》《大公报》《国报》等多家媒体均曾报道，称陈其美有重大嫌疑，核心理由有三点：第一，陈其美曾担任上海都督，在上海黑白两道拥有深厚人脉，权倾一方。杀手在火车站公然开枪，现场虽有多名警察，却未能当场抓获凶手，显然有人暗中放水，而当时的上海，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，唯有陈其美。
第二，赵秉钧本就无机会继续担任总理，但陈其美所在的派系，却有角逐总理之位的实力。一旦宋教仁离世，国民党内部将重新选举党魁，新党魁大概率能出任新任总理，陈其美为让自身派系的人上位，确实有下手的动机。第三，刺客武士英最初被关押在洋人控制的区域时，尚且安然无恙，可一旦移交民国政府，没过几天便死于狱中。在当时的上海，有能力在狱中悄无声息害死一个人的，也唯有陈其美。
这番说法虽有几分道理，却存在一个致命漏洞：刺宋案的全程审判中，没有任何口供提及陈其美，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暗示。此外，陈其美与洪述祖压根互不相识，连交集都没有，又何来指挥洪述祖安排刺杀行动之说？因此，陈其美的嫌疑，基本可以排除。
第四位嫌疑人——洪述祖。
要理清这起案件的真相，我们将整个事件串联起来便一目了然。还记得那30万经费吗？洪述祖向袁世凯申请经费时，袁世凯要求先查看相关负面材料，可应桂馨却始终拿不出来。洪述祖曾在2月4日、5日、8日、11日、22日，先后五次发函催促应桂馨：“速将相关资料送来！”
但应桂馨自始至终都拿不出任何材料，两人的电报中有一句关键表述：“此刻既原件无有，连抄本亦无，书难启齿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你没有任何相关资料，我实在难以向总统开口申请经费；况且我此前已向总统夸下海口，如今却毫无进展，长此以往，袁世凯对我的信任，迟早会彻底丧失。
更重要的是，洪述祖当时急需用钱。据京中妓女苏佩秋回忆：“至去年6月，洪老头经常到贵和楼喝茶、打牌，三几个月内在我身上狠花了不少钱。”一个五十多岁的秘书，没有多少额外收入，却如此挥霍无度，他的钱从何而来？事实上，他此前就曾与应桂馨联手，骗取了政府5万块钱，此次本想故技重施，却未能得逞。
没有材料、无法骗取经费、又想挽回袁世凯的信任，走投无路之下，洪述祖干脆破罐子破摔：既然搞臭宋教仁名声的计划无法实现，那直接将他杀死，或许也能讨好袁世凯。据京师警察厅总监王志新回忆，洪述祖曾找到袁世凯，试探着说道：“总统行政多受掣肘，皆因反对党政见不合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儆效尤？”
袁世凯当时拒绝了他，说道：“反对党乃合法政党，并非一二个人所能左右，此种办法实不可取。”但这番拒绝并不坚决，这让洪述祖产生了错觉，误以为袁世凯是碍于总统身份，不便明说，实则是默许他动手解决。
还有一个细节可佐证这一点：洪述祖许诺给应桂馨的杀人报酬，其实是空头支票。他承诺给应桂馨350万公债（相当于如今的股票），让应桂馨以6折价格购入，再转手倒卖，赚取的差价便是杀人报酬。
但关键在于，他承诺的这些公债，当时早已停售，根本无法买到。若是真有袁世凯作为后台，又怎会缺这点行凶经费？显然不会，这也从侧面印证，刺杀行动只是洪述祖的个人行为，并无高层撑腰。
综合以上所有分析，刺宋案的主使者，极有可能就是洪述祖本人。他为骗取政府经费、挽回袁世凯的信任，同时满足自身私欲，在“毁宋计划”彻底破产后，铤而走险，将行动从“造谣陷害”升级为“蓄意刺杀”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袁世凯虽非直接下令刺杀的主谋，却也难辞其咎。洪述祖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揣测并迎合了袁世凯打压反对党的意图。可以说，刺宋案的发生，是洪述祖的个人野心，与袁世凯的高压政治，共同催生的一场悲剧。
所有涉案人员的结局，都充满了血腥与悲凉。短短一年之内，刺客武士英被人毒杀于狱中，凶手身份至今成谜；赵秉钧突然病逝，有人猜测他是被袁世凯灭口，也有人认为是正常病逝，真相始终无从考证；应桂馨在列车上被人乱刀砍死，凶手身份同样成谜，大概率也是被人灭口；1919年，洪述祖被抓获归案，成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处以绞刑的人，也算为宋教仁偿了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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